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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称为“城归”的农民工,正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日前,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上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党组副书记、副部长杨志明称,过去把海外留学回国发展人员称为“海归”,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把农民工返乡创业称为“城归”。

他提到,乡村振兴当前急需创业人才,农民工返乡创业无疑是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兴力量。

中国农民工已经从当年“放下锄头拿起榔头搞加工,放下镰刀拿起瓦刀搞建筑”,成长为组装宝马、奔驰汽车,组装苹果、三星、华为手机的现代产业工人。在当前的经济转型中,农民工有劳动、资本、技能双向流动的特点,经过城市打工的历练和积累,带着想法、技术、资金、营销渠道,返乡创业,像当年的乡镇企业一样异军突起,为振兴乡村丰富了实践内容,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了新亮点。

“90后”村主任

在上海待了将近6年后,2013年11月,苗族小伙唐文德毅然决定回到贵州老家。一方面由于这一年父亲生病,无法侍奉跟前,这让他很是愧疚。本想接老两口到沪上生活,他们却因为无法适应大城市的生活,不愿来。另一方面多年在外的营生经历,让他敏锐的捕捉到近年来返乡创业潮所带来的乡村旅游的巨大商机。

于是,在跟上海贵州商会的领导接触之后,再加上他们倾情推介,唐文德心动了,舍弃原本做房地产销售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和稳定的收入,成为了700多万返乡下乡创业群体的一员。事实上,不管是乡村振兴战略,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,这一群体都是值得依靠的坚强力量。

带着在大城市打拼下来的积蓄,以及自己琢磨出来的做生意的经验,唐文德回到老家雷山县开始创业。经历过最初开办装修公司的创业失败,直到2015年才重拾在外读书时所学的专业——旅游管理,跟广州当地的旅游公司合作,正式做起了乡村旅游的生意。

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,当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,边做边摸索,后来考虑到基础设施条件,就选择到自家所在的白岩村发展。同年8月,投了五六十万来装修房子,搞农家乐。“一下子投这么多钱,肯定是经过细致考察了。风险跟收益其实是成正比的,想赚钱就必须要付出,否则就别想赚到钱。当时,跟老婆商量过后,就请工人来修建房子。后来也证明,农家乐吸引来的客流,也带动了村子的发展,盘活了资源。”

在自己创业风风火火之际,唐文德还以所在村民小组组长的身份,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,搞起了家庭农场,吸引那些原来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就业。此外,为村民争取扶贫专项资金,对村子里的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改善。

由于村民看到自己返乡创业的表现还不错,再加上跟外面的公司接触较多,视角和思路很开阔,能够争取到项目和资金,有着很大的潜力,能够带动村民致富。于是,唐文德就被推荐竞选村委会主任。靠着村民的信任,在27岁那年,也就是2017年1月,他以高票当选。

“让贫困户在自己家门口就业致富,这是最希望看到的。”唐文德说。

白岩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南部,在寨子里,有层层相承,块块相连的梯田,梯田一直延伸到谷底的河边,被“梯田托起的村庄”。然而,白岩村的绿水青山并没有自动转化为“金山银山”,让村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。2014年,全村146户人家有53家贫困户,贫困发生率高达36%。

此外,白岩村所在的雷山县,又是贵州省定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,国务院扶贫办定点帮扶县。据了解,截至2017年底,全县仍有贫困人口1.86万人,贫困发生率仍然有13.5%,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。

当选村委会主任的唐文德深刻得认识到:一个村要实现脱贫致富,一定要有产业支撑,要有造血功能。考虑到村子里的干部队伍和老百姓思想封闭,他干脆自费带着村支部的党员干部,到外面去考察学习,开阔眼界,增长见识,学习外地脱贫和产业发展的经验。正因此干部和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干劲都很足。

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,唐文德将村里的146户分为了三个合作社:一是成立合作社做家庭农场。“种当地的水稻、李子、杨梅,养黑毛猪、竹鼠,直接销往雷山县。”

二是向上级申请50万专项扶贫资金,购置了一台挖掘机,成立合作社,再盘活村里面闲置的23辆运输车。“把运输车和挖机承包给雷山县的建筑公司,去年年收入达14.4万元,全村一起分红。”

三是组织村民成立旅游合作社,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,“跟旅游公司合作,让旅游大巴直接将游客接到村里来,游客基本是北上广来体验农耕生活的。”

“城归”创业群体的特点与难点

杨志明称,“海归”创业,多数是政策吸引和个人意愿的组合,而“城归”创业多是市场经济效益吸引和个人积累的组合,“城归”虽然人数不多,仅仅占到农民工的2%,但“城归”生命力强的特点已经显现。

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拉动乡村就业具有独特作用。杨志明举例说,老一代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有江西农民工张华荣,他在东莞打工学会制鞋,返回赣州做了鞋厂,吸引一万人就业,并且到埃塞俄比亚办起鞋厂。

另一位是周群飞,她利用自己在深圳打工办厂的经历,顺应产业转移的趋势,在湖南浏阳建立蓝思科技园生产手机屏,吸纳两万人就业。新生代农民工来自贵州的郑传久,在当地建起一座园区,聚集了四五家企业。

根据观察和研究,杨志明分析了这些“城归”农民工的三个特点。

一是创业成本低,起步快。“城归”创业农民工,由于在城市积累以后不满足于为别人打工,渴望自己创办企业。再加上对乡村有着深厚的乡土观念,对家乡的资源情况、人际关系和环境非常熟悉,个人创业的能动优势和进城务工换来的后发优势组合起来,就是城归创业的资本。

二是城归创业小微企业起步经营灵活,根据对他们创业项目的数据分析,“城归”创业群体的资金普遍有限,主要是个人的储蓄、房产抵押以及个人信用担保。因此,创办企业多集中在能够短期见效、起步快的项目上,这使得农村中的专、精、新、特项目得到了专业的人才组合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融合了农村的一二三产业。

三是通过兴办创业园区,发挥聚集效应。随着西部大开发、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,在不少地方出现了经济洼地,特别在西部,也出现了沙漠绿洲。

在杨志明看来,“城归”创业解决了农村振兴中多年来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比如,成为活跃乡村经济发展、县域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,改变了主要靠吸引大企业大项目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单一路径。“城归”创业的项目大多有市场优势,本身就因地制宜,是接地气的招商引资,与以往引的多、实际落地少的传统招商引资存在鲜明的对照。

此外,“城归”创业项目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小型制造企业、一定规模的种植养殖业,以及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的短平快项目,这使得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点有了新的希望。

尽管“城归”创业群体有众多优势,杨志明还提到,对这个群体来说,当前的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“三难”:创业融资难、资源集约难、聚集人才难。此外,在种植养殖项目上,也出现了跟风现象,产品同质化情况比较多。

针对以上问题,杨志明认为,厚植“城归”需精准施策,比如,政策有集成,将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扶持政策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和精准扶贫、农副产品加工、革命老区旅游开发、扶持小微企业、农村电商等扶持政策有机结合。

此外,将创业与园区,结合特色小镇建设,开辟“城归”创业园区,最大限度地盘活开发区工业区等闲置厂房土地存量资源;简化农民工城归创业贷款担保的手续。

在资金支持方面,要建立“城归”专项贷款,鼓励设立小微企业贷款补偿资金,采取自然担保、园区担保、财产担保、公司+农户担保等多种形式,扩大“两权”抵押贷款试点,使“城归”有更多的金融扶持服务获得感。在人才培训方面,要由体力型输出变为智能型输出,走技能脱贫的道路。在贫困地区,采取特殊人才培训计划,加大政府培训额度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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